3月25日晚六点半，题为“语言·文献·义理——佛学方法泛论”的讲座在哲学系薛光林楼如期举行。主讲人南京大学副教授傅新毅老师从语言、文化、义理三个维度阐发他对于佛学研究方法、中印等不同地域中佛学文化的认识，并提出了自己对中国佛学研究的未来的展望。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在场的同学或侧耳聆听，或低首沉思，在获得佛学基本知识、领略佛学之奥的同时，也为傅老师缜密的思维、文雅的气度所深深折服。
(傅老师讲述佛学义理)
在佛学研究的语言层面，傅老师分析比较了欧洲、日本、中国的佛学研究传统，指出佛学研究的东方学背景以及研究中注重研究语言的必要性和局限性。傅老师一再强调，语言问题的实质是话语权问题，中国佛学应加强对梵语、巴利语、藏语和日语等应用于佛学研究的重要语言的学习，但不能过分注重语言导致自我边缘化。只有在学习好这些语言的同时，把握好佛学未来在汉语佛学领域的发展动向，才能避免在世界佛学界“第二次出局”。
（展示“空间化”的时间观）
接着，傅老师又从文献物质形态、目录学、写本与刻本、藏经与藏外四个方面揭示“文献”之蕴涵。傅老师认为，对于庞大的佛教文献群，只有通过目录学获得整体准确的把握后，再细致深入各种文献做具体研究，才能真正利用好佛教文献。傅老师同时详细说明了《开宝藏》、《高丽藏》等藏经的内容、源流以及在佛学史上的意义。
（天台华严之争）
讲座在最后解读了佛学研究的归宿——“义理”。傅老师首先点明了佛学研究的哲学性，既需要西方哲学作为研究参照系，也应有阿毗达磨（法的谱系）作为一切佛学的奠基，进入阿毗达磨的平台，同时明了佛学的问题意识。随后，傅老师深入比较印度佛学、中国佛学问题域的差异：由法、业果、认识转向体用、一多、轮回主题与解脱主题。傅老师认为，印度佛教对于业果间的相续问题的讨论恰恰体现了印度轮回的非线性的时间观念。印度佛学理解的“认识”也是由对认识的反思加以唯心化由是确立自明主体的过程，与西方哲学的“我思”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基点性的视角。而中国佛学探讨业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业果的主体上，并且将“主体”与“体用”中的“体”联结，并指出我国佛学史上著名的天台、华严之争即是围绕体性论框架下的一多关系展开。
最后的发言环节，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向傅老师提出自己对佛学尚持有的困惑，如“教理层面上的宗教对话是否可能”、“佛学之于佛教究竟有何作用”，傅老师则一一予以详实解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但它在听众心中开启的对佛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却指向深远。“此中得趣知谁解，一月寒光印碧溪”，这思想的灵趣，大概也只在月影溪声之间吧。
（图、文/哲学系学生会 责编/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