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再建设的过程，为了城市的整体规划，有必要对原有建筑房屋进行拆除、搬迁，达到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近年来，房屋拆迁话题几度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拆迁居民与原本生活环境相互依存的关系逐渐瓦解，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组织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拆迁户享受到了拆迁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提升；而另外一部分人，因为难以适应新的城市生活，对社会的评价发生了强烈波动。
2016年暑假，来自南京大学软件学院和商学院的MovingTime团队前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和六安市三十铺镇，分别对动迁的农村居民和街道散户进行了入户调查，并向相关的社区工作人员、拆迁办负责人进行了咨询访谈。经过这次社会实践，团队的五名同学对拆迁过程中有可能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居民拆迁前后邻里关系和生活状况的变化进行了深入调查，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深刻而鲜明的认识。
【旁观者的思考】
活动第一天，小队抵达了安徽省合肥市。在出租车上，小队成员就本地的拆迁问题，向司机师傅展开了问询。司机师傅表示，拆迁纠纷一直存在，这要从两个方面看待：其一，许多老百姓都具有小农意识，无法从大局着想；其二，政府在做拆迁规划时，未必能完全顾及老百姓的心理状况。他直言：“过去的自然村庄依山傍水，现在全部走上城市化，看似统一，人心却更远了。”
【拆迁进行时】
对于正在拆迁的住户，小队成员选择了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和六安市三十铺镇两个样本点进行调查。其中，桃花镇是农民动迁变为城市居民，而三十铺镇是街道散户变成社区成员。
第二天上午，小队来到了肥西县桃花镇的百年老街——长安街。据当地居民描述，以前，方圆二十里的村民都到这条街上购物。逢年过节，街道上人头攒动，人们摩肩接踵。而现在，被拆一半的老街，只剩下寥寥几户住民，我们也无法从断垣残壁中窥探出它原本的人声鼎沸。
（寂寥无人的百年老街）
（正在施工的街道）
我们在长安街上挑选了两户人家进行入户访问。住户表示，在拆迁过程中，他们和拆迁的执行人员发生了许多不愉快。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愿拆迁时，一位老大爷表示：“我们是百年老街，谁愿意拆呢！”
（MovingTime团队采访场景）
由于今年政府经济建设中心的偏移，长安街早已不复往日的繁华，而客流逐渐涌向了另一处的农贸市场。而住民们将长街贸易经济的衰退，归结于政府的过失，由此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抵触情绪。
然而，比起心理层面的不平衡，执行人员的蛮横行为，让住民对“拆迁”二字的好感度急速下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老爷爷选择了法律途径。“为了拆迁，我买拆迁书；为了打官司，我买打官司书。国家的一切法律法规都从宪法上来的，我第一次买的就是宪法；还有国家每年3月份中央开会（指政协会和人代会）这个书，我全部买。”
（老太爷读过的法律书籍）
（老大爷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老太爷表示，政府讲的是政策，政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执行人员的态度非常恶劣，这才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拆迁的真正原因。他努力学习法律，就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被问及自己对拆迁补偿的期望时，老太爷明确表示：“我们争取得到我们该得的利益，不该得的，我们老百姓也不要！我从书，从法律方面找依据。国家有规定，地方有法律法规，还有政府部门有出台东西。我拿这些东西（和我们得到的拆迁补偿）相比。”
老太爷也表示，拆迁过后，无论是教育条件、理疗条件还是就业条件都会得到改善，但是作为百年老街的住民，真的不愿意让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变成现代工业的工厂。
和长安街的群情激奋相比，六安三十里镇的镇民对当前的拆迁状况相对满意。他们表示，房子正在拆迁，他们需要在外面租房子，而政府给的拆迁补助（过渡费）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我们这边拆迁是为了城市规划，街道上的所有人家都会搬到社区里去，搬到一个统一安置的小区。我们对拆迁补偿还是满意的，拿走旧房子给你新房子嘛，基本上还是比较满意的。”另一位接受采访的住民表示：“拆迁矛盾，多少还是有的，因为拆迁涉及到经济补偿，有一部分人对政策、拆迁补偿标准不理解，当然是有一点小矛盾。但是基本没有发生过大矛盾。”
在被问及对未来生活的展望时，三十里镇街道上的住民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一些做生意的人，担心集体小区的生活环境不适合开设店铺，对未来的营生手段产生了忧虑；还有的村民表示，从事的行业和房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现在都是什么行业利润高就做什么，就算没有拆迁，改变动的还是要变动。
（小队成员和受访动迁户）
鉴于三十铺的镇民已经搬入了拆迁过渡的出租房，小队成员对他们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的变化进行了访问。住民们表示：以前在街道上住，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大门都敞着，邻里之间没有隔阂，那样的生活的确值得怀念。但是，现在集体小区的邻居关系也很好，开始时新邻居，一段时间之后也都能成为老邻居。而且现在交通便利，街道上的老邻居依旧可以相互往来。
小队入户探访的几户居民，都对现在的生活状况表示一定程度的满意。“没改造的时候，门口的房子都是旧房子。现在住的都是新房子，最起码的配套环境、周边环境肯定好些。有的人不满，是因为他家房子才盖的新房子，拆迁可能有不满。这个是根据个人情况，因人而异。”
【拆迁完成时】
随后，小队对肥西县的顺美小区进行了入户探访，并得到了社区工作人员的热情协助。顺美小区建成于2012年，是附近三个村子的回迁小区。四年过去小区住民已经基本适应了当前的回迁生活。
（在桃花镇顺和社区服务中心门口）
我们先对楼下乘凉的老奶奶们进行了采访。一位奶奶非常激动地表示，回迁过后的生活状态比不上从前。“我们以前可以卖菜、卖鸡蛋、卖猪肉，现在什么都卖不了。”“我们以前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种的，现在吃什么都需要自己买。”一字一句都体现出老一辈人对过往生活的眷恋。
（奶奶们交流的场面）
老奶奶们表示，拆迁前的农村生活的确比较劳累，但是她们已经习惯。现在，看着孩子在外打拼，自己却停止劳作，感觉到万分的心疼。社区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现在社区也给老年人安排植树的工作，面向五六十岁的老人，每天有几十元的工资。这样，身体健壮的老年人也可以为儿女们减轻一些经济负担。
当被问及交通问题时，老奶奶们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她们直言，以前出门赶集，要在泥泞的小路上走很久，现在到处都有公交车，去哪里都很方便，达到一定年龄的老年人还不需要支付乘车费用。
社区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作为回迁小区，这里是没有物业费的，所以不能够像商品房一样，配备电梯。而这里的楼层也比较低，还没有达到必须配备电梯的标准。这对一些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十分的吃力。许多老年人也因此对拆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满，但在他们的子女眼中，拆迁后的生活相对于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入户采访了两位年轻的母亲。她们介绍说，拆迁前后，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是存在很大变化的。从一些生活细节上看，以前都是喝井水，吃家里自己种的菜，逢年过节才会去街道上买一些好菜；一户人家三代人或者四代人聚居在平房中，男人们外出打工，女人收拾家务、照顾孩子，老一辈则在田里务农。而现在，自来水已经得到了普及，父母可以安享晚年，并帮着照顾孩子，女性出门工作也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如果老一辈坚持要工作，可以在附近做保洁和绿化。而家中的亲戚虽然分到了不同的房子，节假日还是会约在一起用餐。
她们还表示，和拆迁之前相比，医疗条件和教育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回迁小区就设有社区小学，孩子可以自己上下学，而不是像原来一样，因为学校偏远而不得不家长接送。当时道路条件也比不上现在，让孩子自己去学校，家长并不放心。
被问及邻里关系变化时，年轻的妈妈们坦言道，老一辈搬入回迁小区后关系还不错，但是年轻人可能更偏向和以前的同学在一起。由于三个村子回迁到了同一个小区，同学之间见面交流也更加便利。“我和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都很好，没什么不好的。但是我们平时都出去上班，不怎么串门，还是和原来的同学在一起比较多。”
除此之外，她们还介绍说，回迁小区经常会开展一些社区活动，比如面向妇女群体的集会、讲座、家政培训、法律宣传，以及面向老年人的“老年大学知识讲座”。“大家的参与热情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社区的党员特别多，在家的老年人和全职母亲也比较多，所以参与度非常高。”
离开小区后，小队成员又探访了在小区外经营店面的回迁住民。让我们意外的是，接受采访的几位店主都表示，现在店面的经营状况比不上之前。
“竞争太激烈了，原来我们一条长街上只有一家移动公司营业厅，现在一个小区就有七家。”
“百货店的生意很难做，人越来越挑剔了，顾客很难伺候。”
由此可见，新的社区结构的建立，已经改变了人们日常的消费观念。当然，竞技水平提升也是导致这个现象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拆迁办的话】
为了深入了解拆迁问题，最后一天，小队成员来到了六安三十铺镇的地块改造现场办公室。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当前拆迁工作的进展情况。
（小队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合影）
“我们现在正处于摸底阶段，至于政策怎么安置，方案还没出来。摸底结束后，我们会综合计算出国有土地多少面积，集体土地多少面积，门面多少面积，住宅房多少面积……经过统筹研究，才能出台相关政策。我们这里一共有三十户人家，很快就要结束了。”
通过谈话，我们得知，拆迁办在工作过程中，非常重视动迁户的宣传工作。“我们宣传不是为了防止动迁户产生抵触心理，这是正常的工作程序，必须要宣传。”宣传的方式包括标语、横幅、书面通知，办公室还会组织人员到户宣传。
他们还表示，现在拆迁都是政府工作，已经没有开发商直接征地的现象了。“开发商征地的弊端太多，如果让开发商征地，就会出现强拆现象。”所以，三十铺镇的拆迁步骤是由政府进行统一的城市规划，区分好商业用地、农业用地、住宅用地和公共有底，然后再招商引资，以此拉动经济。如果政府没有下达规划整合的条令，开发商是无权主动找政府交涉的。
（小队在地块改在现场办公室门口）
【心理浅析】
拆迁对于拆迁户而言，无疑是生活中重大的应激事件。从拆迁消息在被拆迁群体中流传，到拆迁工作的正式实施，被拆迁群体的情绪也逐渐从个体的潜伏，发展到相互间的感染。而“群体性”的对某些负面因素的“共鸣”，容易扩展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警觉状态。
人们对即将到来的拆迁感到无以适从，表现出恐惧、忧虑和慌张。一方面，他们对拆迁的相关法律、政策不够了解，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没有把握；另一方面，原有的生活体系即将被打乱，他们对拆迁后的生活感到茫然。
这样的情绪集中出现在老年群体的身上。对于自出生开始就住在街道上的老年人群体而言，邻里关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帮助。这种关系的解体，一方面导致其日常生活上信息和情感沟通上的断层，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临时性援助也可能造成极大的影响。
邻居们之间可以通过经常见面来区分“熟人”和：陌生人，从而让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农村、乡镇街道过渡到城市的拆迁使得原有的邻里关系结构解体，人们需要到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生活，这会让许多人感觉到安全感的缺失。
长期的居住环境会使个体产生相应的生活习惯，围绕着这个生活圈，个体会形成较有规律的生活状态，而一旦环境改变，也就意味着这种状态将被彻底打乱。从这个意义上说，拆迁户在拆迁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原先所拥有的周边邻里生活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拆迁户出现情绪波动是完全正常的。
遗憾是，当今社会上，采用“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的人还是很多。他们常常把一件事过分概括化为所有的事。例如，如果动迁商谈过程中某个细节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他们就会认为整个拆迁过程对自己而言都是不利的，于是迅速将矛头指向对方，不再配合，甚至产生怨忿、对立、敌意等消极情绪。
如果拆迁户能理性地认识拆迁的意义，辩证地评估拆迁的结果，他们就是积极配合、可以沟通的。但如果他们的认知评估是由一些非理性信念所决定的，那么相应地，产生的情绪就是消极的，无法合作的。
所以，拆迁执行人员在推进工作时，有十分的必要去体谅动迁户的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拆迁户的需要在物质上体现为对补偿金和安置房的期望，在精神上体现为个体情感需求的满足，例如邻里关系的位置，以及个人不尊重的需要。
图/文：MovingTime团队
采编：曾可 责编：陈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