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起的作用就是，给你一盏引导的灯光，不管这个灯光多么微弱，它也是一束光。烧的大一点，光就亮一点，烧的小一点，光就小一点，但是它在不停的烧。”蔡老师的神情略显激动却透露出一股自信，身体微微前倾，手掌有节奏地轻拍桌面，简短的话语掷地有声。
久雨初晴的下午，先锋书店的咖啡馆里与往常一样坐满顾客。在最深处的角落是一张宽敞的方桌，两位长者坐在正对桌沿的长条沙发上，侧面是一位青年，坐得笔直，双手叠放在膝盖上，仔细地听两位前辈的交谈。其中一位身穿墨绿色条纹衬衫，戴无框眼镜，身体向后靠在沙发上的前辈，正是蔡玉洗老师。后来我们得知，他与他的朋友正在策划一个文化基地的建设项目，已经在先锋书店交谈许久。从建筑老板到出版商，从作家到制片人，从出版会议到民间读书报刊研讨会，蔡老师似乎总能调动或创造源源不断的资源，拓展自己的文化理想。
蔡玉洗，著名出版人，取得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曾从事教学，后投身出版行业，历任译林出版社社长，江苏凤凰集团负责人，江苏南京凤凰台饭店总经理，江苏现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是清凉山凤凰崇正书院的创始人。这篇访谈源于南京大学书愿中国社会实践团队与蔡玉洗老师在先锋书店的一次交谈，其间蔡玉洗老师谈到他的文化理想、对书院的看法，启人深思。
蔡老师接受南京大学“书愿中国”实践团队的采访（韩臻摄）
“我们要办一个现代的书院”
2007年，由凤凰集团投资重建的崇正书院在清凉山正式揭牌。蔡玉洗老师对书院的定位很清晰——他们要“办一个现代的书院”。
2006年，正是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年份，GDP年增长率高达11.6%，而其中文化产业仅仅拉动0.36个百分点，同年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45%，文化在经济的大跨步中显得日益落寞。这一年的八九月间，时任凤凰台饭店总经理的蔡玉洗老师在清凉山散步，偶然发现重门紧锁的崇正书院，在说服管理人员让其游览一番后，一个建设具有当代性的书院的想法在他心中形成。
“我们当时的观点很明确，我们讲的国学不是孔孟之道，把过去传统文化恢复起来不是我们现代书院的目标。传统文化我们要恢复，但是恢复到什么程度值得思考。”
凤凰崇正书院作为南京最早建成的当代书院，自建立之始就坚持它自己的特色。不同于永慕庐、群学书院着力举办的社会学与时事讲座，半城读书会倡导的精英女性文化，嘤栖书院所追寻的文化耕读生活传统，崇正书院似乎没有标志性的风格：开办国学讲座，举办红楼茶会雅集；讲解中西美术史，邀请国际大师畅谈装帧艺术；延请日本插花专家，向市民普及插花技艺；研究网络文学与文学传媒，探讨文学传播与传媒在微博、微信模式之下的前景；组织串珠链，编花篮活动；讲服饰搭配……
南京大学“书愿中国”实践团队探访崇正书院（韩臻摄）
蔡老师对书院建设的构想正如他主编的《南京情调》一样，驳而雅致，回归生活，他的眼界从未被局限于传统文化的恢复中。在他的规划中，崇正书院选择活动主题的标准非常明确，一是符合现代精神文明，二是兼具研究性与实用性。
那么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呢？蔡老师给出的答案是中西交融。
中西交融，在晚清时期就曾是传统书院转型的主题，学人引进西方学术与班级制的西方教育模式，倡导中西并存。这也是蔡老师始终坚持的方向。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蔡老师就领导译林出版社引进一批西方畅销书，向国人介绍最新的西方文化，持续推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方文化的全方位碰撞。这种对西方文化包容与开放的态度也流淌在当今崇正书院的血脉当中。
“21世纪的科学文化已经发展到今天，孔孟之道的很多内容也显得陈旧了，我们要办一个现代书院，一个研究现代中西文化的书院。”所以，让儿童原封不动地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的所谓传统教育方式是他坚决反对的——他始终反对一切脱离当代文明，一味地恢复传统文化的做法。正如蔡老师所言，“这些书里面许多对世界的看法是不科学的”，要理解我们现代人生活中的话语体系，必须要研究西方思想。
蔡老师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好比我们讨论当代独生子女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单单讨论历史上生育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还要研究这个政策对当下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对中国今后人力资源发展的影响，还要关注西方国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培养一个人独立地站起来。”
研究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是崇正书院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
在他看来，书院是研讨性质的平台，“书院是讲学性质的，是研讨性质的。你赞同这个观念你可以讲，你反对这个观点也可以讲。你对问题的看法通过反复的辩论、互相研讨，就会把很多东西讲得很明白。”
但是，他们更希望将关注点投射到理论教育的死角，从而获得更大的实用价值。崇正书院曾经举办过有关毛边本的讲座，主讲的学者将自己收藏的毛边本带至书院，向公众展出。在另一次关于手机文学的研讨会上，在讨论之外，书院还专门设置一个手机操作的体验平台。
“比如我们讲泡茶，做茶道。很多中国人光顾着喝茶，并不明白茶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介绍茶的历史、茶的流派，并把茶放在现场。”
他坦言，相比高深学术的交流，崇正书院更希望打造的是一种真正亲民的文化，为人们提供潜在的兴趣点，而在这些兴趣点的背后则是对独立人格的培养。“我们原来找了一个设计师专门讲怎么编篮子，用藤条编各种各样的篮子。她把各种编好的篮子挂在墙上，你看中哪种篮子就学习哪种篮子的编法。还有一个设计师擅长给女性脖子上的项链串珠子，她会教你贵的珠子怎么串，便宜的珠子怎么串，女孩子很喜欢学。”
蔡老师坚持认为书院应是一种素质教育，他为我们举了一个古代女子教育的例子，古代的女孩子除了女红，还要学习琴棋书画和闺阁礼仪。“女孩子经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举手投足间就透露出文化气质，这是传统文化里的素质教育。而现在很多女大学生一说话全是脏话，跟人家吵起架来很厉害。”
“你说这是国学吗？它不是国学，但是能够美化你的生活，是对你的全面文化素养的培养。我们把许多这种东西穿插在书院中，借书院的形式包装，内容是现代教育。”坐在先锋书店的咖啡厅中，蔡玉洗老师手拿茶杯，茶水已经半凉，看着我们说，“我们书院不传授一种具体技术，而是培养一种健全的人格和对于自己的兴趣的坚持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有立身、立言的说法，我们把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东西进行现代化的阐释，这是我们创办书院的想法。”
蔡老师略侧身子斜靠在沙发上，抬高声调，用自信的语气说：“这种东西你在大学课堂上学不到。这些活动受众很广，而且都是研究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当代书院热和国学热是一样的”
三两栋仿古建筑，一个精心挑拣的名字，几批奔走的学员，这些要素不再能满足当代书院的生存需求。在远离依靠官府赐予的学田与膏火维持运转的时代，书院也不得不面临来自市场经济的生存迷局，以各种方式维持运转：有的以注册公司为实体，实则将书院按企业的方式运营；有的与政府合作，获取必要资源和政策优惠；有的追逐国学之热，开展研修班，游学营，将目标人群定为启蒙阶段的儿童，或定为功成名就却精神空虚的富人阶层。越来越多的书院成为市场的弄潮儿，在与商业或政府的合作中，有些没落，有些则凭借资源逐渐壮大。在书院的架构之下，一个巨大的利益平台正悄然形成。
“其实很多是文化人变相的经商”，蔡老师评价道，“我觉得当代书院和国学热是一样的，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太注重功利性，各种社会问题都出来了，包括诚信问题，社会产品质量问题。国家提出要讲文化，讲国学，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像医生开药方一样，提出要搞文化、搞书院。实际上，很多人对文化、对书院的理解都很片面。真正懂文化，想搞现代书院的很少。”
崇正书院始终坚持向公众免费开放，市民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参加任何课程。坚持去功利化是蔡老师及崇正书院坚守的一个原则。“我参加过的游学之旅、文化之旅，实际上就是带回来的照片。”
“这个东西跟我们所想的、所组织的不一样，我们绝对不会组织老板们去，当然老板们愿意去也可以。好比我们去考察锡兰，我们会组织对锡兰有兴趣、有文化需求的人去，我们很可能在那里住下来，围绕一个专题，几个人白天去看，晚上回来讨论，这样才能真正把人家的东西学会。”
“我们现在还可以做自己能做的，比如《开卷》，比如崇正。”
蔡老师的身上有一种文人的纯粹性。黄蓓佳女士至今还能回忆起蔡玉洗老师第一次向她约稿的场面。那时她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宿舍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一天宿舍里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小小的个子，背一个很大的黑色塑料包，坐在她的床边，拘谨地向她和她爱好写作的同学约稿。多年后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已经成为气质沉稳的著名出版家，但他身上那种纯粹的文人气质从未被磨灭，比如《开卷》的创办，比如崇正书院的建立。
蔡老师主办的《开卷》杂志（图自北京日报2014年08月19日第12版）
2003年底，《开卷》在南京召开首届自办读书报刊研讨会，开民间读书活动之先河。至2007年第五届研讨会，《书脉》、《文笔》、《泰山书院》、《崇文》、《书人》等民间刊物相继加入，以《开卷》为代表的独立民刊队伍不断壮大。
《开卷》的创办者从未将其视为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杂志全部赠送读者，完全没有进
项。“我们《开卷》就是一个民间书社，民间书社其实就是坚持它的独立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任何事物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个东西就会歪掉。所以我们一直坚持民间性。”
由于没有收益，这本杂志没有一个专业人员，一切事务皆靠义务劳作。同样，稿费也始终菲薄，但作者从无怨言，甚至有作者主动放弃稿酬。“只要你愿意看，我们就有动力去做，这个就是我们长期坚持的。”
《开卷》的编辑部一度就设立在崇正书院。作为《开卷》的创始人，当谈到《开卷》与书院创立初衷的时候，蔡老师提到一个词——雾霾。雾霾不仅充斥于城市空间，也充溢于社会心态之中。如果人心被重重雾霾包围，就看不见一个明净的天地了。“我们起的作用就是，在雾霾当中给你一盏引导的灯光，不管这个灯光多么微弱，它也是一束光。烧的大一点，光就亮一点，烧的小一点，光就小一点。但是它在不停地烧。”
在访谈中，蔡老师提及他最近的规划——为“开卷书院”选址并投入建设。开卷书院将立足于以《开卷》杂志为核心的民间读书联盟，以民间学者为中心，与全国《开卷》读者一道，研究书籍与精神文化。蔡老师评价自己是“温和的民间派”，“我们是温开水，希望慢慢地影响，就像文火，让人感到一种温暖。”
“我们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在当代中国，对于“最大”、“最高”、“最新”的追求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展现飞跃发展的标志，宏大的体量展现了社会期待之上的理想国，然而其背后往往隐藏对细节的疏忽和对民间精神的逐渐剥离。
对于蔡玉洗老师及他周围真诚的文化人来说，“最大”，“最精英”等标榜性的词语不再是左右道路的风向标。他们只想办好亲民与踏实的文化，在相对地独立之中保存理想的自由，做一个纯粹办文化的文化人。正如蔡老师在访谈中所说：“我们是中国当代新文化的参与者，我们要参与中国文化的更新，我们在其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文：南京大学“书愿中国”实践团队李心畅
图：南京大学“书愿中国”实践团队韩臻、北京日报
采编：曾可 责编：陈悦